深度: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忧思

2018-01-23

本文作者:袁青鹏

2017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AI)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极大关注的一年。阿尔法狗(Alpha Go)及阿尔法元(Alpha Zero)在棋类挑战的大获成功,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神奇魅力。在中国,无论是“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人工智能成为热门关键词,抑或是阿里宣布投资千亿元成立达摩院、无人驾驶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等,人工智能同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已成重要议题。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亲密接触,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有媒体提到,与以往几十年技术发展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一、AI在中国:国家扶植 科技巨头领跑

对于我国的人工智能而言,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人工智能受到国家层面的扶持布局,同时科技巨头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界全面突破。

政策层面上,2017年3月5日,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按照规划,人工智能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到203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2017年11月,科技部启动重大专项,明确国内人工智能四大平台:依托百度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2017年12月,工信部发布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若干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人工智能战略已经被提升到国家竞争力的层面。

同时,科技巨头也争相布局人工智能。观察发现,2017年以BAT为首的科技企业争相发布各自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17年6月,腾讯宣布正式进军AI,向外开放在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7月,百度推出DuerOS和Apollo两个开放平台;10月,阿里宣布成立达摩院。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发文称,过去两年,我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超过前10年的企业数总和。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佼佼者,也成为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开放平台的重要力量。据微信公众号“极客公园”文章分析,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围绕着自身技术、用户与基础服务构建着差异化的人工智能竞争生态。其中,百度和腾讯更侧重于图像、语音和智能生活场景的解决方案;而阿里巴巴虽然对此有所涉及,但主要重心在于数据和技术结合的服务型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上。与BAT为代表的大而全生态构筑不同,科大讯飞依托绝对市场份额的绝对占有率和构筑多年的技术门槛,形成了自己在语音识别解决方案领域独特的市场竞争力,这也为国内其他初创型人工智能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人工智能和新闻业的结合则是另一大亮点。清华大学教授彭兰对未来媒体三大特征的描述,分别是“万物皆媒”“人机共生”和“自我进化”。

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观察认为,国内媒体运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主要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写作机器人。此类以腾讯、今日头条和新华社为主要代表。腾讯用得最早,2015年9月,腾讯财经用机器人Dreamwriter发布了一篇关于8月CPI的稿件,题名为《8月CPI同比上涨2.0%创12月新高》。今日头条则推出了“xiaomingbot”。根据今日头条统计,xiaomingbot文章的阅读率与人类创作者基本持平。除此之外,媒体中陆续已有如第一财经“DT稿王”、新华社“快笔小新”等机器人开始参与写稿工作。二是智能化推荐。在个性化推荐方面,天天快报、今日头条和百家号都在不断尝试。正如今日头条的广告词,“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刺猬公社”还提到,不论是写作机器人还是智能化推荐,除了新华社,更多的是互联网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的应用。相比之下,国内的大多数媒体则缺乏用户数据这一环的先天优势,也不能对用户进行良好的反馈。少数较为出色的媒体客户端或许在自己平台上拥有不少忠诚用户,但这更多是“为变而变”,而非自身主动和技术的结合。

2、人工智能引发技能迭代焦虑

人工智能在被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往往草木皆兵,不论是新闻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关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人工智能就业市场供需与发展研究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让知识型、技术型人才更为抢手。同时,人工智能也让求职者产生技能迭代焦虑。

美国高盛集团在2016年关于人工智能的生态报告中提到,就目前的表现而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带来的自动化及效率提升在普遍各领域都缩减了约 0.5%—1.5%的劳动工时”。这意味着,在生产单件产品所需劳动工时越长的或生产数量越大的领域,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越大。而人工智能在该产业的应用也势必会更多、更深入,人类的工作将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

但人工智能要想达到能够取代人类的程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如今的大多数深度学习是监督的或半监督的,这意味着用于训练模型的所有或部分数据必须由人标记。深度学习效果与大数据集紧密相关,过大的数据集会阻碍模型拟合,反而不利于机器学习。利用原始未标记的数据来训练模型的无监督机器学习,依旧是目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中的最高追求。

从全行业来看,不少研究机构的观点指出,AI对人类就业的威胁逐渐减弱,人工智能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7人工智能就业市场供需与发展研究报告》认为,人与机器的合作将成为职场的常态。咨询公司Gartner则指出,在2019年之前,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将多于其创造的工作机会。但2020年开始,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数量将会超过造成失业数量,人工智能会在“杀死”180万个工作机会的同时,制造23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根据咨询公司德勤发布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已经在英国取代了80万个低技能工作岗位,但是同时也在英国创造了350万个新就业机会。其中,后者的年收入比前者多1.3万英镑。

3、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如今,人工智能已悄然渗入到我们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如何运用大数据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构建人工智能社会的全景图,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探索的方向。

事实上,人工智能进入公共领域,的确可以让社会治理更加便捷、高效。在司法领域,不少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司法改革、探索现代科技创新与司法体制改革相融合,辅助减少冤假错案。2017年5月,上海高院推出“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据介绍,在对上海几万份刑事案件的卷宗、文书数据进行学习后,这个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技术内核的“小婴儿”,已具备初步的证据信息抓取、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在历史性机遇面前,探索还仅仅是个开始。”上海高院副院长郭伟清认为,随着不断完善和提升,人工智能在证据指引、提示、检验、把关、监督上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被尝试用于解决“类案不同判”的情况。类似案件却有着不同的判决的情况不少。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历史上300多万件同类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了“智审辅助量刑裁决系统”。这个系统对影响盗窃案判决的20多种情形、每种情形占多大权重都会进行分析,当法官输入一个案件要素后,系统会在传统推送相似案例的基础上自动进行比对和运算,并对量刑幅度给出图形分析和数据参照。大数据给所有法官画出了同样的“一把尺”,“类案不同判”的现象也就难再发生。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运用,在很多地方,法官得到解放,提高了工作效率。据悉,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可以实时将现场语音转化为文字,显示在电子笔录里。即使是本地方言,系统也能够识别。庭审时间因此缩短了30%—50%。公正必须以高效为支撑,迟到的正义会使正义大打折扣。借助大数据,案多人少这个词汇,或许将成为历史词汇。

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办案质量,最终的体现就是判决的公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法官高效及时地从过往判例中获得精确、精准的参考,增强法官的内心确认,提高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水平,司法公正就会更好地呈现。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可成为应对社会核心挑战的强大工具。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将极大提升分析人类基因组和为患者开发个性化治疗方案的能力,甚至大大加快治愈癌症、阿茲海默症和其他疾病的进程。在环保领域,人工智能能够分析气候特征并大规模降低能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监控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在地球以外地区发挥作用,未来或助力人类探索火星及外太空。

4、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和法律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是更注重“智”还是更注重“人”,如何让其不“失控”且充满“善意”和“责任”地发展一直是各方讨论的热点。2017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

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报告《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也提到,人工智能模糊了物理现实、数字和个人的界限,衍生出了复杂的伦理、法律及安全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普及,需要审慎管理来应对这一转变。

首先,谁拥有个人数据?数据应以何种方式共享?面对日趋严峻的网络安全攻击又该如何保护数据?其次,人工智能可能在决策过程中产生无意识的歧视。由于现实世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偏见,输入算法中的数据也可能附带这些特征。而当机器学习算法学习了这些带有偏见的训练数据,也就“继承”了偏见。此外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的影响,如国家间的“数字鸿沟”“自动化武器”风险等。

针对此类问题,国务院印发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

《发展规划》中提出,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建立追溯和问责制度,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开展人工智能行为科学和伦理等问题研究,建立伦理道德多层次判断结构及人机协作的伦理框架。制定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设计人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加强对人工智能潜在危害与收益的评估,构建人工智能复杂场景下突发事件的解决方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加强机器人异化和安全监管等人工智能重大国际共性问题研究,深化在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另有分析认为,在最为紧迫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在本国,更要在国际上促成共识。中国可以牵头组建国际性的监管机构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和平、全面和可持续发展。除了监管,中国还可以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模范作用。为保证全球数字鸿沟不会成为经济繁荣的长期阻碍,中国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和交流人工智能技术及管理经验,从而揭开“人工智能一带一路”新篇章。

被誉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根目录”之一的Michael I. Jordan教授强调,大家首先要意识到,在人工智能这一领域,我们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很多事情我们还不了解,现今的我们并非处于一个人工智能的神奇大爆炸时代。可以说,我们有可能要花上百年的时间,这个高楼大厦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回望历史长河,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触碰到的,不过是人工智能潜力的冰山一角。在构建未来人机关系格局的道路上,如何平衡好法律政策的约束规范与文明伦理赋予人工智能的开放弹性,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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