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2018-02-13

2018年2月12日,“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蔡先生妻子、儿女、儿媳;复旦大学退休老师徐学基、朱绍龙、陈大华、周太明、方道腴、诸定昌、宋贤杰、周宝岭、王振华、吴蕊莲;校友胡亮;在职老师郭睿倩、徐蔚、林燕丹、刘克富、孙耀杰、袁樵、方志来、陈育明、沈海平、田朋飞、张万路、韩秋漪等出席了揭幕仪式。

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书记徐蔚老师、校友胡亮、退休教授朱绍龙老师、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主任郭睿倩老师在揭幕仪式上讲话,回顾了蔡祖泉先生对照明的贡献和深厚影响。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郭睿倩老师与蔡老师女儿蔡中敏女士共同为铜像揭幕。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蔡祖泉先生家属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蔡祖泉先生(1924-2009)

他被人称为:

“中国的爱迪生”

“中国照明之父”

“中国电光源之父”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60年前的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复旦电光源楼

蔡祖泉克服种种困难,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使得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蔡祖泉(1924-2009),浙江余杭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普通工人,却依靠自学和实践,成长为一名著名的电光源专家。由于他在新型电光源方面发明众多而被人称为“中国爱迪生”。在复旦大学,许多人都知道蔡祖泉教授的这句名言:“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从工厂学徒到科研专家

蔡祖泉出身于贫苦家庭,16岁从家乡余杭来到上海一家制药厂的玻璃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勤奋好学的蔡祖泉认为要“吃”好药厂这碗饭,非得在文化知识上下一番功夫不可。其实,蔡祖泉只在家乡念过几年小学,文化基础相当薄弱。于是,他不但每天晚上补文化知识,还去制药业中专学校学习。两年下来,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还学到了不少业务本领。他正直向上的一面很快引起了同在夜校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于是这位党员决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并进而培养他入党。1949年初,蔡祖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从事10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厂里兼职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郑昌时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独门功夫”被两位教授看中,被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通过这次工作,蔡祖泉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自主创新。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蔡祖泉被调至复旦大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中国第一只氢灯、第一只高压汞灯、第一只氪灯、第一只长弧氙灯以及系列节能荧光灯等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如今,全世界80%的节能灯在中国生产,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蔡祖泉功不可没。

常有人好奇地问蔡祖泉:一个普通工人怎么搞起科学研究这一行来的?蔡祖泉回答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在旧社会,我们工人糊口活命已不容易,要想去求知识搞研究,那当然比登天还难。但是,解放后,时代变了,根本制度不同了,工人阶级不但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一个工人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并不是什么奇迹,却是一件平常的事。就上海来说,不是有像唐应斌、王林鹤等许多工人出身的专家吗?我认为,不是谁能不能成为专家的问题,而是自己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伟大祖国的需要。”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60年前的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他曾回忆道:“当时,我们除了有一点真空技术基础以外,其他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差的。单从基础知识而言,大家对光学、电子物理学等都相当陌生。但是,当我们想到国家对新型光源的需要,一种责任感给我们带来了勇气,决心要为我国填补电光源这块空白。这样我们就不再犹豫,迅速上马。以我们这样的水平来担负这项任务,担子是够重的,困难也是意料中的。既有勇气上马,也要有毅力坚持,胸有“敌情”,笑迎困难。特别当了解到帝国主义在电光源方面刁难我们、小看我们时,我们憋足了气,坚定了斗志,激发了士气,做起事来浑身有劲,终于在比较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做出一种又一种的电光源来了。”

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国际上的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压汞灯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内无法生产。有的同志说:“现在物质条件未具备,老老实实地等几年再说吧。”但蔡祖泉却不安于消极等待,他认为条件是死的,人是活的。见物不见人,小困难也会变成大困难;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能改变死条件。蔡祖泉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使得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点亮复旦校园

1961年秋的某一天,复旦党委在登辉堂(现名相辉堂)召开全校干部会议。会议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王零同志宣布:现在我们将展示一盏新的灯给大家观赏。接着工作人员将一只像篮球大小的圆型灯具放置在讲台的右端。随着王零一声“开灯”,一团柔和耀眼的强光瞬息间把整个礼堂照得通明。原来这盏灯就是蔡祖泉研制的高压汞灯。1963年,上海南京路结束了白炽灯照明的百年历史,点上了蔡祖泉研制的高压汞灯,夜晚的南京路从此告别昏黄的老式路灯,变得明亮璀璨。

1964年,蔡祖泉又研制出长弧氙灯。单以长弧氙灯封接结构来说,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很好了,但他还觉得不行,因此他先后革新过5次。当长弧氙灯的试制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蔡祖泉又想出了一个使灯管既能经受大电流的考验,又制造方便的新方案,并且赶在1965年元宵节前夕将灯试制出来了。1965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十五),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灯会。在这个灯会上展出的,是前所未有的长弧氙灯、碘钨灯和铟灯。只见物理大楼顶上,有3团奇亮的白光在闪耀,这就是被誉为“人造小太阳”的长弧氙灯。当100千瓦的长弧氙灯在上海人民广场点亮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盏灯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一个西方记者在参观了电光源实验室后,对蔡祖泉说:“如果你在美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蔡祖泉回答他:“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使我取得这些成绩。”淡泊名利的蔡祖泉自始至终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在科学上做出成绩,必然要介绍经验、写文章、作报告,客观上会带来名和利。在有些人看来,接受这样的“名”和“利”是很自然的、合法的,而蔡祖泉却不是这样想。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做出这些成绩应归功于党,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把“名”和“利”,当成自己应得的东西,要永远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他曾对徒弟们说:“我可以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学了以后搞出了成果,必须彻底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技术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更不能用来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否则干脆别到电光源实验室来。”

“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蔡祖泉与研究人员一道加班加点研制光源

“不能使自己浮起来”

虽然是电光源教授,也当过复旦大学副校长,但蔡祖泉始终谦虚地说自己是正宗的工人出身。无论下车间吹玻璃,从事灯光操作,充当排气工人,还是拖氧气瓶或打扫清洁卫生工作,实验室里的粗活杂活,他都会亲自动手。他的徒弟曾问道:“蔡师傅,你是个专家,但是无论拖氧气瓶、扫地、吹玻璃,你样样动手,我在想:你把这时间用来搞尖端科学的研究,对国家不是更有利吗?”蔡祖泉回答道:“不经常到灯工间流流汗,怎么能感受到工人同志的甘苦呢……脱离了体力劳动,就会使我同工人们疏远起来,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变质。一棵松树,要立足于大地才能生长。我不能使自己浮起来。”

蔡祖泉教授的辉煌成就是他一心为国家作贡献、勇于攀登科技高峰、拼搏奋斗的结果,也是他不满足当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刻苦学习、钻研技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结果。他在狠抓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一直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精神作风及思想光芒如同一盏明灯般,为后来人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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